假如鲁迅还活着：呐喊还是彷徨？

本文系“鲁迅先生逝世80周年纪念”之二

晚上6点40分，鲁迅终于出场了。带着他招牌的“倔强挺立着”的头发和“一字型”的胡须，身上当然要穿着一件长衫。只不过他似乎长高了许多，瘦削的面孔也变得油光圆润。他在宴席的主位坐下，先是简单地承认自己过去骂梁实秋骂错了，并且坦承自己是主张兼爱的墨家信徒，然后就招呼面面相觑的宾客一起喝酒。

他“端酒杯的手在微微颤抖，下半部的脸有点痉挛的迹象”。尽管桌子上摆着他平时每日都要喝“一碗或半小碗”的绍兴黄酒，但是他却拿起一只玻璃杯，倒满啤酒，很豪迈地向周围人敬了一圈，便仰起脖子，一饮而尽。就在鲁迅忙于灌醉自己的时候，旁边的人提醒他：“鲁迅喝错酒了。”

直到7年后，杨念群还依稀记得这场在上海咸亨酒店举办的“鲁迅宴请中国知识界”宴会，这场宴会后来被他称为“一场消费‘鲁迅’未遂的事件”：“我到现在也没想通，为什么要邀请我，我一个搞清史的，又不是公知。”

“鲁迅”宴请中国知识界

对这场宴会，杨念群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沉默，席间不断地在尴尬和冷场之间变换，无论鲁迅说些什么，在座的知识精英都报以一种意味并不深长的沉默。他们很快就学会对鲁迅“我不是来吃饭的，是来吃药的”之类的做作独白充耳不闻，转为三三两两的窃窃私语，“‘鲁迅’就这样被彻底孤立了，那情景是既没有了敌人，也没有了朋友”。

直到宴会结束时，才出现了一个小高潮，但仍然是“搞笑版”的。这场宴会的真正主办人，著名的行为艺术家金锋出场寒暄，自我解嘲地表示“效果不错，宴请表现出一种真实状态”。在筹办这场宴会行为艺术之前，他曾经期待可以让这个闯进现代知识界的鲁迅引爆一场思想交锋，但收获的却只有鲁迅尴尬的独白、嘈杂的背景音、宾客们的无法听清的窃窃私语，以及沉默。最后散场合影时，主宾脸上倒全然是面对镜头的微笑，但有人却注意到鲁迅标志性的长袍下面是一双白色的旅游鞋。

鲁迅重返人间的计划就以这种滑稽的方式收场，几乎所有的与宴者都在事后发出调侃和讥评，矛头几乎都指向这个冒鲁迅之名的假鲁迅身上，吴稼祥表示“这个所谓‘鲁迅’与我从照片和作品中想象的鲁迅，既不形似，更不神似，食欲大减，更不要说‘说欲’了”。刘仰觉得“如果与他们同桌吃饭的，是真正的鲁迅，我想，这个饭局会比较热闹。然而，喝着啤酒、不胜酒力的，是一个假鲁迅，严肃的学者们便不知道该如何对待他。原本内心或大脑里存在的所有关于鲁迅的思考、评价、总结等等，在假鲁迅面前的确面临尴尬：说出来，很可能是对牛弹琴，只好闷头吃”。这些著名的知识人将自己无法畅所欲言、舌灿珠玑的原因都诿过于这个假鲁迅，是他拙劣的表演玷污了鲁迅的形象。

就像刘仰所说的那样，假如是真的鲁迅，那么饭局会比较“热闹”。但就像众人皆知的那样，今天已经无人能有幸与真正的鲁迅聚宴对谈，他早已在1936年10月19日离开人世，遗体被压在厚厚的水泥和沉重的大理石之下，至今仍无重返人世的迹象。但“假如”这个词却可以满足人们对这种可能性的想象。所以，这场宴会的真正失败之处，也许在于它用一个包装得很不成功的假“鲁迅”，戳破了这层想象与现实世界之间的窗户纸。

鲁迅活着会怎样？

“假如鲁迅还活着”这个问题却非常吸引人，那场“鲁迅宴请中国知识界”的宴会尽管尴尬而沉默，但却仍然提出了这个问题。杨念群将其称为“意淫式的观点”。诚然如此，从1936年鲁迅去世后，这个问题就一直隐伏其间，不时现身激起思想界的圈圈涟漪。

对这个问题的第一次大规模讨论，是在1946年，也就是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文艺春秋》10月号出版了“纪念特辑”，由当时重要的15位作家笔谈“要是鲁迅先生还活着”这个题目。这一年乃是多事之秋，1月10日，在重庆召开了国共两党与各党派及社会贤达代表共同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政府改组、和平建国纲领等5项协议。但5个月后，马歇尔调处失败，内战猝然爆发，中共指责美国对华军事援助是“干涉中国内政，只是以强力支持国民党独裁政府继续陷中国于内战、分裂、混乱、恐怖和贫困”。7月，昆明又发生了“李闻惨案”。

就像鲁迅研究者朱正所发现的那样，这15位作家对这个问题的答卷，就像是认真学习过了中共在7月7日《解放日报》上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纪念“七七”九周年宣言》一样。既然这份宣言指称“美国反动派也在中国反动派的合作之下，企图代替日本的地位，变中国为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笔谈的作者也在自己的答卷中认定鲁迅一定会支持这一宣言的内容。

田汉写道：“假如鲁迅还活着，他必反对今天的内战，这胜利和平后的民族自杀，这残民以逞，维护地主买办利益的大罪行！他将更能不惜力量，用他的口、用他的笔、直到用他的血，唤起广大民众，制止这罪行。假如鲁迅还活着，他必将用同样的力量，反对今天美国的世界政策，特别是他的对华政策”。

周而复的文章在痛斥美国在军事经济上侵占中国，国民政府“对外则凡有所求，无不应命；对内则进行内战，自相残杀，相煎日急”，“去了一个日本，来了一个美国。这就是鲁迅先生逝世十年后一点变化，要是鲁迅还活着，你说，他会怎样？”

熊佛西的文章则替假如还活着的鲁迅归纳好了斗争纲领：“假如鲁迅先生现在还活着的话，他必将以他那支锋锐的笔，领导我们作如下的呼吁：一、反对内战。二、要求美军即日退出中国。三、要求实现民主的联合政府。四、要求实现政协的决议案。”

这次代鲁迅发言的讨论，很快就被遗忘在内战的炮火声中。但鲁迅很快就会被再次唤醒。他再一次被假如是在1957年，这一年3月，毛泽东在同文艺界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两次谈话中，都回答了这个问题。在第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说：

“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出自《毛泽东文集 第六卷（1949.10--1955.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99年版）

而第二次谈话则相当简短：

“我看鲁迅在世还会写杂文，小说恐怕写不动了，大概是文联主席。”

此时中共正在全国开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运动。4个月后，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友谊电影院再次发表讲话，告诉坐在下面的上海各界代表：

“三月间，我在这个地方同党内的一些干部讲过一次话。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一百天了。这一百天，时局有很大的变化。”

“时局有很大的变化”在于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这是为什么？》“双百运动”遽然转为“反右运动”。在这一年的10月19日，以“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著名的臧克家，以“假如鲁迅还活着”表达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假如鲁迅还活着，他坐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的席位上，听同志们激昂慷慨的发言，听反党小集团里的人们的欺人的谎话，他将作如何感想？他将怎样表示呢？”

他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他一定会愤怒地站立起来，用锋锐的语句向这些反党分子刺去！”“我想，鲁迅如果还活着，对于丁玲的文艺观，对丁玲的‘一本书主义’一定会愤怒不已，大加申斥的”“鲁迅如果还活着，坐在位子上听冯雪峰的发言，他一定勃然大怒，挺身而起”。

然而，还有一种说法，假如鲁迅还活着，他不会坐在位子上听取发言，对反党分子大加申斥，而是会和臧克家代鲁迅申斥的那些反党分子一样坐在牢里。说这句话的人，被认为就是之前说鲁迅会继续写杂文并当选文联主席的毛泽东。但它的出处却是在时隔44年后的一本名为《鲁迅与我七十年》（2011年，南海出版公司）的回忆录中，这本回忆录的作者正是鲁迅的儿子周海婴。根据他的说法，毛泽东在上海发表那段“时局有很大的变化”的发言前，曾经和几位朋友聊天，其中有一位叫罗稷南的人向毛泽东提出了这个大胆设想，毛泽东“对此却十分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

这个答案让罗稷南“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声”。直到几十年后罗稷南病重，才把这段秘密对话向他的一个信得过的学生和盘托出。

但就像周海婴自己指出的那样，这段秘密对话属于“孤证”。然而它却在21世纪掀起了一场风波，人们甚至抛弃了之前对“鲁迅还活着”的种种假设，辩论起这段对话的真伪。尽管有贺圣谟站出来承认自己就是那个亲耳聆听罗稷南讲述的信得过的学生，并且表示“我因当时听了这事很震惊，故记忆极深”，但仍然没有完全打消一些人的质疑。

一些出自他人之口的说法似乎也佐证了假如鲁迅还活着可能的遭遇。早在1955年批判胡风运动时，远在台湾的胡适就在研究了这场运动后认为：“鲁迅若不死，也会砍头的！”（1956年4月1日胡适致雷震的信，出自《胡适书信集》下，北京大学出版社）胡乔木在1982年也曾对李慎之说过：“鲁迅若在，难免不当右派”。（2002年，中国现代文化学会陈独秀研究会《简报》）

活在舞台上的大先生

这场争论直到今天仍然时起时伏，也许是这波海浪尚未到退潮之时。但也许真正的原因并不在于真伪，而在于人们愿意选择相信哪一种说法。但是假如要体会鲁迅活着时的气息，最好的办法还是到上海的鲁迅故居去。

那天太阳炙烤着上海的大街小巷，正午时分的山阴路上人迹罕至，就像萧红在回忆中所提到的那样，鲁迅居住的那一排房子真的几乎一模一样，难以分辨。

“你找鲁迅以前住的地方啊，往前走，有一家光头生煎的对面”，一个头上戴着竹笠的清洁工人用手指着道路尽头的一点：“那家的生煎包很好味！”

故居正在修缮，溅满了泥点的牌子告知慕名前来的游客到8月31日前暂停开放。但是，仍然能够站在故居门口仰望二楼那扇富有传奇色彩的窗户，想象在80年前的夜晚，窗户里的亮光。但现在，只有一个保安听到声响，急匆匆地从旁边的门里走出来，在确定不会有人搅扰自己和工作人员的午饭和谈天后，摆出一个“别动歪脑筋”的表情，便返回屋里。

“鲁迅先生的卧室，一张铁架大床，床顶上遮着许先生亲手做的白布刺花的围子，顺着床的一边折着两床被子，都是很厚的，是花洋布的被面。挨着门口的床头的方面站着抽屉柜。一进门的左手摆着八仙桌，桌子的两旁藤椅各一，立柜站在和方桌一排的墙角，立柜本是挂衣服的，衣裳却很少，都让糖盒子，饼干桶子、瓜子罐给塞满了。有一次XX老板的太太来拿版权的图章花，鲁迅先生就从立柜下边大抽屉里取出的。沿着墙角往窗子那边走，有一张装饰台，桌子上有一个方形的满浮着绿草的玻璃养鱼池，里边游着的不是金鱼而是灰色的扁肚子的小鱼。除了鱼池之外另有一只圆的表，其余那上边满装着书。铁床架靠窗子的那头的书柜里书柜外都是书。最后是鲁迅先生的写字台，那上边也都是书。”

即使对那些不能亲身拜访鲁迅故居的人来说，萧红在回忆中的这段记述也细腻温情地唤回了一个活生生的鲁迅形象。如果这样仍然不够具体的话，那么关于鲁迅的电影和电视剧可以为贫乏的想象力提供一些直观的元素，2005年濮存昕主演的电影《鲁迅》和2014年上映的《黄金时代》里王志文扮演的“大先生”或许都可以弥补这一缺憾，尽管前者的许多情节和对话太执着于梦境中的抽象世界，以至于连现实部分都与史实差别颇大。但它们多少满足了一种“假如鲁迅还活着”的内心想象——80年后的观众与80年前的鲁迅只隔着一块银幕。

但也许还可以离得更近，2016年4月，北京城西南一角的剧院里，鲁迅在上千名台下观众的面前当众死亡。那是话剧《大先生》中上演的《野草》里人与影的告别——另一个“我”从鲁迅的身上分开，与他心中最牵挂的人相会。他名义上的妻子朱安、与他反目成仇的弟弟周作人和他的妻子羽太信子、分道扬镳的朋友胡适以及他后半生的伴侣许广平，他是唯一的真人，而他那些与他生命相交的人却都是变形的傀儡。

80后导演王翀雄心勃勃地展现了一个如鲁迅《野草》中怪梦一样诡奇荒诞的世界。扮演鲁迅的演员赵立新没有倔强直立的头发，没有一字型的胡须，也没有招牌的长衫。他穿着白衬衣、蓝色的牛仔裤和棕黄的马丁靴，就像王翀所说的那样：“白衬衫牛仔裤，可他就是鲁迅”。

没有尴尬，也没有冷场，有的只是屏住呼吸的缄默。在红色的灯光下，身穿白衬衫牛仔裤的鲁迅终于来到红色的天国，顺着梯子爬进一个身穿中山装、留着大背头的巨大雕像的黑洞大口里。

记者/李夏恩  编辑/徐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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